1976年1月12日下午，北京人民大会堂东大厅，中央政治局正在讨论周恩来追悼会的悼词。会场里没有喧闹，真正让人反复斟酌的，不只是文字，还有一个分量很重的问题：谁来代表中央，向这位共和国总理致悼词？ 这场讨论的特殊之处在于，周恩来的身份太过重要，能够承担这项任务的人并不少。叶剑英德高望重，李先念长期主持经济工作，邓小平则刚刚恢复重要职务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。人选一时难以确定，叶剑英却很快表明了态度。 在此之前，周恩来的病情已经恶化到令人揪心的程度。1972年，周恩来被确诊患有膀胱癌。到了1974年，他不得不长期住院治疗，身体在工作和病痛之间反复消耗。即便如此，他仍要求秘书把文件送到病房，重要材料必须听取汇报。 叶剑英对这件事看得很重。周恩来住院期间，他多次询问医疗情况，和专家讨论治疗方案。有人回忆，叶剑英常说，只要治疗还有希望，就要尽最大努力，哪怕多争取一天，也不能轻易放弃。 这不是一句客套话。周恩来手术时，叶剑英常在医院等候消息；听说有新的治疗办法，他也会要求有关方面认真核验。工作繁忙之际，他还曾把亲自寻访到的药方交给医院研究，态度十分谨慎，绝不允许未经检验的办法直接用于治疗。 1975年，周恩来的病情进一步加重。叶剑英有时早晚打电话询问，有时守在手术室外。一次治疗取得阶段性效果后，叶剑英即将外出，仍专门写信表示欣慰，并提醒要乘胜追击，不能让病情反复消耗身体。 信中的称呼依旧是“恩来同志”，语气却比普通工作往来更沉重。对叶剑英而言，这不仅是对一位老战友的关切，也包含着对党和国家事业的担忧。周恩来长期承担繁重政务，他的病情牵动着中央许多同志的心。 1976年1月5日，周恩来接受了最后一次手术。1月7日晚，他短暂清醒，见医护人员守在身边，仍惦记着其他病人。据医护人员回忆，他曾劝吴阶平去照料别的同志。病痛已经把人折磨得极其虚弱，他关心的却仍是别人。 1月8日，周恩来在北京逝世，终年七十七岁。消息传出后，悼念安排随即成为中央必须面对的事务。邓颖超转达了周恩来生前关于身后事的意见：不保留骨灰，丧事从简，不举行过度铺张的仪式。 邓颖超的态度很明确，组织怎样安排，她就怎样服从。但李先念等同志认为，周恩来的身份和贡献决定了不能简单处理，人民需要一个正式告别的机会。于是，遗体告别、追悼会以及悼词撰写，都被提上议程。 1月12日的会议上，邓小平主持讨论悼词。他表示，文稿对周恩来的革命经历和历史贡献评价恰当，可以作为基础稿使用。讨论中，他只提出一处关键修订：周恩来在旅欧期间担任的，应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书记，文字必须准确。 这处修改看似只增一个“总”字，实际反映出当时对历史表述的严谨。悼词不是一般纪念文章，每一项职务、每一段经历，都要经得起核对。邓小平还要求修改后的文稿送邓颖超审阅，她看过后表示没有意见。 人选问题随即摆到桌面上。有人认为，叶剑英资历深、威望高，又是周恩来的老战友，由他致悼词十分合适。叶剑英听到这个建议后并未接受，反而明确提出：“应该由小平同志来致悼词。” 他的理由很具体：邓小平当时是党中央副主席、中央军委副主席、国务院第一副总理，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。若按当时的职务、责任和资历衡量，邓小平最合适。叶剑英不是谦让，而是认为悼词应由能够代表中央日常领导工作的同志宣读。 会议最终采纳了这一意见。悼词在报送审批前，曾对有关政治表述作进一步斟酌，邓小平亲自作了文字调整，并将文稿送请毛泽东审阅。毛泽东当时病重，已经不能亲自出席追悼会，只能通过送花圈表达对周恩来的悼念。 1月10日，中央领导和工作人员向周恩来的遗体告别。北京群众也从四面八方赶来，许多人无法进入告别现场，便在街头等候、默哀。1月11日，周恩来遗体火化，邓颖超捧着遗像送行，悲痛却始终克制。 1月15日，周恩来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，邓小平宣读悼词。悼词对周恩来一生的革命工作作了正式评价，也记录了他在中国革命、建设和外交等方面留下的历史印记。按照周恩来的遗愿，骨灰没有保留，随后被撒向祖国的江河大地。 邓颖超曾对亲属说，周恩来的决定是两人早年共同作出的约定。她承受着巨大的个人痛苦，却没有改变这一安排。对周恩来而言，身后不留墓地、不设特殊形式，是他一贯反对个人特殊化的延续；对邓颖超而言，遵守这项遗愿，成为她送别伴侣时必须完成的事情。 特别